非典疫情对新冠疫情在经济等方面的新老教训

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应对表明，2003年非典疫情的许多教训已经得到实施，应对措施也因此得到改善。然而，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并不是所有的教训都取得了成功。当疫情有可能影响全球经济和声誉时，国家和国际应对措施表明公共卫生、科学和政治之间存在复杂的联系。中国实施的这些前所未有的措施是控制疫情的大胆尝试——我们需要了解它们的有效性，以平衡未来类似事件的成本和收益。

经济

重大疫情对受影响国家的经济影响可能是巨大的。这一点在非典、MERS、西非埃博拉疫情中表现得很明显，一位分析人士估计，如果疫情在三个月内得到控制，那么当前的冠状病毒疫情对实际GDP的影响可能是0.8%，而如果疫情持续九个月，则可能是1.9%。鉴于中国对人员流动的限制延长，因此在中国境内的贸易和商业活动可能会大幅增加。

协调

从非典型肺炎（SARS）的经验中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绝对有必要协调爆发时可用的国际资源，使它们集中于确定优先事项和解决问题。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了应对SARS做的方法，此后，这一方法得到进一步发展并纳入全球防备，特别是在西非埃博拉疫情之后。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GOARN)、流行病防备创新联盟(CEPI)、全球传染病防备研究协作组织(GloPID-R)和全球共享所有流感数据项目(GISAID)等在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蓝图和全球协调机制的支持下提供一个论坛，在此论坛上，具有专门知识和能力为应对新威胁做出贡献的人们可以在疫情爆发期间聚集在一起，以开发出针对新出现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这种全球协作在新型冠状病毒暴发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世卫组织的应对系统包括三个基于SARS开发的虚拟小组，以收集实时信息，为实时指南提供信息，并在病毒被识别后4周内准备好第一个候选疫苗进行实验室检测。

及时报告

成功预防和管理新兴威胁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各国和各机构之间快速、透明地共享信息。外界广泛批评中国，认为它未能在疫情爆发时及时分享有关新出现的SARS感染信息，以便各国能够做出准备和应对。在2012年中东(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出现和发展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以及2014年西非出现埃博拉疫情时，人们对信息共享也有类似的担忧。

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共享似乎是快速而有效的(尽管认识到在疫情早期阶段可获得的信息总是少于国际社会所期望的)。在几天内就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原始簇，并在首次检测到该簇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就公布了新病毒的完整基因组序列。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当局与世界卫生组织共享信息的行动表示满意。

记者与风险沟通

与记者和媒体合作，帮助他们了解科学和流行病学，特别是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事件中，将改善与公众的风险沟通，减少不适当的担忧和恐慌。

虽然对这次疫情的报告显示出流行病学家、传染病专家、国家和国际公共卫生机构以及其他与记者合作的机构所作努力的迹象，但也有迹象表明这尚未实现其目标。例如，公众的看法是，中国当局每天报告的病例数呈上升趋势，说明这一流行病每天都在升级，而现实情况是，这些数字也是中国积极发现病例的结果，其中一些病例是归因于新型冠状病毒而新发现的“旧”病例。类似地，媒体通常将这种病毒描述为“致命的”，尽管这在某种意义上确实造成了死亡，但在疫情早期阶段不确定病死率的细微差别没有得到传播。目前估计的病死率似乎在3%左右，这是显著的，但无法与SARS的10%或MERS的34%相比较。这些误解仍在加剧公众的焦虑。

非正式报告

为了补充各国之间以及与世卫组织之间的正式报告机制(包括《国际卫生条例》)，根据SARS的经验，提倡使用媒体和社会媒体报告等非正式机制。现在全球有几个系统可提供从非正式报告中整理的信息，包括专家网络和对媒体和社会媒体的扫描。这些活动有助于加强流行病情报，并与国家和国际监测系统相结合。

在当前的疫情中，这一额外信息来源的价值和挑战显而易见。其价值来自确保已发现最初暴发城市以外的病例的早期迹象，并可补充全球风险评估和爆发演变监测；所面临的挑战是现有资料的数量和多样性以及核查机制的相对缺乏，其中一个系统(ProMed)评论说，越来越难以吸收所提供的资料并作出有意义的解释。

医护人员

据报道，，在疫情爆发的早期，医护人员没有受到感染，这令人欣慰，因为正是医护人员会在多次不经意地扩大了传播。例如，患者不洗手不仅会导致自身感染，还会导致因其他原因住院的患者在提供护理时受到感染。自身感染不仅对医护人员构成威胁，而且对其家庭和所在社区构成威胁，这取决于传播能力和传播手段。最近在医护人员中已证实有感染和至少1例死亡。虽然这并不意外，但确实增加了流行病学风险。

超级传播事件

SARS暴发的一个特点是病例之间传播能力的可变性和“超级传播事件”的发生，即一个病例感染的接触者明显多于平均接触者。在韩国的MERS疫情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事件中，超级传播事件还没有被记录，但是流行病学仍然不清楚。确认这种情况是否正在发生，对中国的调查来说一定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建模者建议的繁殖率(R0)为3.8(95%置信区间，3.6-4.0)和2.6 (1.5-3.5);在缺乏控制措施的情况下，SARS的R0约为3。

讨论

在紧急情况下，最好的应对是反应过度，然后在必要时缩减规模，而不是反应不足，然后行动过迟。应对疫情应该是“无怨无悔”的基础上——根据当时可用的最佳信息和科学做出尽可能最好的决定，但如果后来的信息显示出不同的行动方向，不要做出判断或批评。早期反应必须认识到哪些是已知的，哪些是未知的，并通过参考以前的暴发、类似的病原体、早期报告和建模等来合理地估计哪些是未知的。风险评估和响应可以随着未知信息的发展而修改和细化。

然而，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人们要有信心，相信决策不会因为当时无法获得的信息而受到批评。当可获得的信息发生变化时，准备好改变决策也很重要——科学家和政治家都可能发现这很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应因实施看似极端的措施而受到评判，但如果有证据表明这些措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中国也应准备好迅速停止这些措施。通过关闭机场，来自武汉的国际传播可能会减少，但成功与否将取决于这些措施在阻止人们离开受影响地区方面的实际效果以及病毒的行为。一如既往，只有时间能说明一切——但时间是有限的。

附：

Title：SARS to novel coronavirus-old lessons and new lessons

Authors: Brian McCloskey, Centre on Global Health Security, Chatham Hous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David L Heymann,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