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战二恶英，何处是突破口

　　一直以来，二恶英污染与垃圾焚烧到底关联多大争议不断，有的出自官员之口，有的出自专家之口。综合其言论，基本可用“比较论”、“比重论”和“减少论”来概括。

　　“比较论”的初级版本可戏称为“烤肉论”。去年一位垃圾焚烧企业家曾说：“如果比较二恶英产生的量，那么烤肉产生的二恶英比垃圾焚烧高1000倍。”另一位垃圾问题专家也有过类似表示：“烧烤比萨同样会产生二恶英。”

　　烤肉和烤比萨饼的二恶英排放的确值得科研部门研究，做得好的话，还有可能成为《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中二恶英排放清单工具包的重大补充。但是，这里可以先思考一下，这些活动的二恶英排放规模能和垃圾焚烧的排放进行比较吗?汽车尾气二恶英排放与垃圾焚烧排放的比较或许能说明这个问题。根据我国政府2007年公布的二恶英排放清单(2004年估算数据，至今还没有更新)，全国机动车(包括四冲程、二冲程和柴油发动机，实际还包含其他一些交通工具)一年的总排放量为2.97克TEQ，而生活垃圾焚烧一年的排放为338克TEQ，二者相差100多倍。如果烧烤的二恶英排放量能达到机动车的排放量，再将之与“现代化”垃圾焚烧厂进行比较都不迟。

　　“比较论”的一个升级版是垃圾填埋场和垃圾焚烧厂的比较。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曾公开表示，相比填埋场，焚烧厂排放的二恶英更少。不烧垃圾怎么会产生二恶英?原来他们强调的是那些“不达标”的填埋场，那里的垃圾因“露天焚烧”和“自燃”也会产生不少二恶英。除了关注焚烧厂的二恶英问题外，环保部门还要向不达标的填埋场宣战。

　　“比较论”的终极版是“二恶英净产出计算”。一位专家援引欧洲的研究数据说， “垃圾焚烧后的二恶英，要比生活垃圾焚烧前所含有的二恶英少90%。”这种论点没错，但也要看具体条件。如果在德国或日本，社会监管严格，不惜一切代价控制排放，炉子可以让人很放心，完全有可能成为二恶英空气排放的净减少设施。但在中国，焚烧炉如果连国家标准都达不到，又怎么会减少二恶英?2009年，中科院科学家就对国内19座焚烧炉的空气排放进行过研究，结果表明，有13座达不到欧盟0.1纳克TEQ每立方米的标准，有3座甚至超出我国的1纳克TEQ每立方米的标准。欧洲、日本的理想状态和中国的实际问题难以轻易画上等号。

　　“垃圾焚烧二恶英排放只占中国总体排放的3.3%”，这是一位政府官员反复强调的“比重论”的数字依据。表面上是希望社会各界把注意力放在比重大的一些污染排放源上，背后则隐含“污染保护”的逻辑：污染源重视与否应根据该源占总污染的比例来确定。既然如此，又该如何衡量一个污染源的主次问题呢?

　　2007年公布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中，中央政府明确了一批“优先控制的二恶英重点排放源”(简称“重点行业”)，而生活垃圾焚烧便位列其中，和其余行业共同构成总排放量的61.9%。只要留心一下这个重点行业的名单，就会发现比垃圾焚烧行业排放比重小的还有不少，比如危险废物焚烧、焚烧危险废物的水泥窑、造纸行业、火化机等。因此，从中国履行国际公约的庄严承诺看，污染权重并不是衡量某一污染源是否应得到重视的标准，用3.3%这个数字来淡化人们对垃圾焚烧污染的关注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现实中比重大的污染源被率先管起来了，那样比重小的被“豁免”也有其价值。但事实并非如此。以医疗垃圾焚烧为例，2009年中科院科学家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14座国内医疗垃圾焚烧厂中有5座连国家标准0.5纳克TEQ每立方米都达不到，只有2座能达到欧盟0.1纳克TEQ每立方米的水平。

　　为什么比重很小的行业也会进入《国家实施计划》的“重点行业”名单?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具有较大增长趋势”。而在《国家实施计划》中，垃圾焚烧行业就被确定属于这种情况。这可能是一些专家不同意的，他们中的一位曾在《中国建设报》上撰文称“有人认为，我国生活垃圾处理焚烧厂快速发展，推断二恶英排放量显著增加，这种看法显然是武断的”。

　　其实，武断的恰恰是专家自己。2009年，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和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院的三位专家根据最新研究出来的二恶英排放因子和政府统计数据，估算出2007年全国生活垃圾焚烧厂的二恶英总排放量为608.36克TEQ。这一结果显示，三年间中国垃圾焚烧厂二恶英排放增长已近一倍。直至今日，三年又快过去，现在中国的垃圾焚烧厂究竟排出了多少二恶英呢?平息不必要争论的最好办法应该是政府的有关部门及时更新中国二恶英排放数据，让人们充分了解我国二恶英污染的现状。

　　垃圾焚烧的确不是二恶英的唯一排放源，但既然这个行业聚集了这么多人的关心，那正好是开创二恶英污染全面防控的好契机。在国家列明的“重点行业”中，哪块骨头其实都难啃，倒不如从大家都熟悉而又都想啃的那块开始。所以，政府部门和一些专家应该乐见，而不是消解社会各界“向二恶英污染宣战”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