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学者吐槽学术界“七宗罪”，不当激励机制绑架学术生涯

　　撰文 Julia Belluz，Brad Plumer， Brian Resnick

　　翻译 赵维杰

　　审校 秦子雯

　　来源：科研圈

　　vox.com 最近向科学工作者们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你可以对科学界运作方式的某一方面做出改变，你最期望的改变是什么?为什么?

　　他们得到了来自全世界270名科学工作者的回答，其中涵盖了研究生、资深教授、实验室负责人，以及菲尔茨奖得主。科研工作者集中反映，不正确的激励机制正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绑架他们的学术生涯。

　　一、学术界面临巨大的经费问题

　　“我希望完善食品公司对食品和营养方面研究的资助途径。FDA 总是催促科学家们拿出用来支持各种健康观念的研究结果，但研究者却只能从 NIH、USDA 等有限的渠道获取资金支持。高校有与工业界的合作的需求，研究者们也感到应当，或者说非常乐于，获得来自食品公司的支持。可目前这类合作的结果经常是什么?是各种利益的冲突。我希望看到联邦机构增加对营养和健康方面研究的支持力度。简单来说，各家食品企业可以把它们资助研究的预算资金集中在一起并创建一个独立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来确定申请资助的标准，并根据具体研究的科学价值来作出资助的决定。”

　　Marion Nestle

　　纽约大学食品政策学教授

　　“(争夺资助的)残酷竞争让研究组的负责人不得不花费巨大的精力来求取资金，以保证他们的实验室不必关门。他们因此投出更多的基金申请，而这又反过来加大了资助体系的运转压力。这就构成了二者之间的恶性循环。”

　　Maximilian Press

　　华盛顿大学基因组学研究生

　　“我们估计在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研究者们每年都要花费总计600年的时间来处理那些冗长的(基金)申请，而其中的大部分都会被拒绝。想象如果花费在这上面的时间能够减半，我们可以多进行多少的研究工作。”

　　AdrianBarnett

　　昆士兰科技大学公共健康学教授

　　“现在的基金竞争体系意味着需要花费大把的时间(以及金钱)写作那些最终失败的基金申请上面。这就像是一种抽奖，而且是不公平的抽奖，因为如果有人中了一次奖，那么他再次中奖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Paul Matthews

　　诺丁汉大学应用数学教授

　　“由于教授们需要一些‘软性收入’来充实他们的薪水，论文发表的压力不断提高。这种论文发表的需求促进了掠夺性期刊的生长。由此引发的更多有关利益和偏见的冲突会使得更多无心的，甚至是刻意的科研不端行为发生，同时也会加剧研究结果的重复性难题。如果资助系统和薪酬系统都对学术界的科学家们不利，那么这些问题只能愈演愈烈。”

　　Alison Bernstein

　　埃默里大学神经学博士后

　　二、许多研究设计不当

　　“研究工作究竟是为了让其它的专业学者高兴，还是为了去进一步了解这个世界?”

　　Noah Grand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教授

　　“大多数论文的发表并不是为了促进人类知识的进步，而只是为了促进研究者个人的事业发展。”

　　Joseph Hyder

　　梅奥医学中心麻醉学教授

　　“科学工作者经常会依照那些新颖的信息而不是更可靠的科学证据来开展他们的工作。”

　　Jon-Patrick Allem

　　南加州大学凯克(Keck)医学院社会学博士后

　　“在实际开展研究工作之前对所使用的实验方法和分析流程进行预登记应当成为一种惯例。我们需要认清学术杂志是什么：它们就像是商店里的橱窗，展示着由半武断的杂志编辑决定要展示出来的不完整的研究结果，而且经常会有不善的访问限制政策，使我们无法看到那些针对已发表文章重要的批判性评论。我们需要确保研究者在开放的网上信息库中发表他们全部的研究方法、结果、分析方式以及数据。而且也必须为这些信息建立合适的索引系统，确保我们能够查找它们。相关的综述、批判、扩展以及同行建议也都应该被添加进这个数据库，不论提交这些内容的评论者是谁、是什么身份、身在何方。”

　　Ben Goldacre

　　流行病学研究者、医生、作家

　　“科学研究的本质在于对未知的自由探索，无论数据提供的相关性或结果是阳性的还是阴性的。而现在，大家都只专注于生产并报道那些具有显著性差异的阳性结果。”

　　Roshni Ravindranathan

　　匹兹堡大学溶瘤病毒疗法实验室管理员

　　“科学是一种人类活动，所以也和所有需要人类决策的领域一样，会受到偏见的影响。”

　　Jay Van Bavel

　　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

　　“我们现在对于科学研究(中失败)的讨论是非常‘科学的’，抱歉我找不到更贴切的形容词。我们谈论效果的大小还有 p 值，却不会去探讨什么是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失败。”

　　Kathryn Bradshaw

　　北达科他大学咨询心理学研究生

　　三、可重复的结果至关重要，但十分罕见

　　“我们应当鼓励对已有工作的验证性研究，而且学术期刊也应当鼓励‘阴性结果’的发表。重要的不只是现在那些花哨的、颠覆性的结果，所有的结果都至关重要。”

　　Stephanie Thurmond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生物学研究生

　　“一些(当然不是全部的)实验室领导者只接受那些阳性的结果，因为他们自己在研究生和博士后阶段成功得到过大量的阳性结果，也正是这些结果给了他们运营自己实验室的机会。但这却会导致他们手下的部分研究者走向学术造假的道德迷途，最终受伤的是所有人。”

　　Daniel Rios

　　埃默里大学免疫学博士后

　　“要破除发表偏见。只展示阳性结果，我们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来制造不能反映事实的论文。只要论文发表的偏见依然存在，很多领域的研究就无法提供量化的结果。”

　　Daniel Lakens

　　埃因霍温理工大学心理学教授

　　四、同行评议体系正在崩坏

　　“我认为同行评议体系，就像民主体制一样，虽然不好，但却比任何其它的选择要强。”

　　Timothy Bates

　　爱丁堡大学心理学教授

　　“虽然我们一直声称文章发表体系高度透明，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大部分的同行评议依旧是盲审，我无法知道是谁在对我的工作进行评审。”

　　Lamberto Manzoli

　　基耶蒂大学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教授

　　“科学是流动的，但发表体系不是。研究从开展到发表的过程极度漫长，，于是试图进行重复性研究或者发表那些并不显著的结果能为研究者带来的好处微乎其微，何况开展研究的成本那么高。”

　　Amanda Caskenette

　　加拿大渔业及海洋部水产生物学家

　　“要使同行评议体系做到真正的双盲。编辑们有过多的权利去接收来自熟人的压线文章。”

　　Brian K.Miller

　　德克萨斯州立大学教授

　　“我希望同行评议体系得到加强和进一步的民主化，首先是在基金申请的过程中，然后要覆盖论文投稿和发表的过程。”

　　Robert BrianHaynes

　　麦克马斯特大学健康学教授

　　“科学出版领域的效率低得就像互联网不存在一样。学术文章的同行评议耗时惊人，这让那些希望尽快将研究结果推向公众领域的科学家们非常寒心。”

　　Lakshmi Jayashankar

　　联邦政府资深科学评论家

　　五、付费墙挡住了太多的科研成果

　　“我的问题是许多科学家都有的：仅仅通过计数论文数量来评价一个科学家的价值是过于简化和不合适的。”

　　Lex Kravitz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肥胖神经学研究员

　　“我个人花费了很多时间来撰写维基百科的科学类词条，因为我认为和我的专业论文相比，这些更好地实现了科学的初衷。”

　　Ted Sanders

　　斯坦福大学磁性材料学博士生

　　“学术界总是在刻意的遮遮掩掩。没有意见的交换就没有认知的进步，而意见在彻底公开之前是无法得到正确评估的。我们需要要求研究者们公开他们全部的工作。”

　　Chris Sampson

　　诺丁汉大学卫生经济学研究生

　　“要取消以订阅式的期刊，全部转变成免费的、完全网络化的形式，就像PLoS。现在主流期刊对投稿文章的评审和编辑还是由学术界的志愿者们完成的，而他们无法从这些工作中获取酬劳。抛弃纸质出版形式所节省下来的期刊出版发行费用可以被用来支付这部分酬劳。”

　　John A Wilk

　　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进化学博士生

　　“将期刊论文作为科学交流主要渠道的后果是，研究者之间的每一轮相互交流都十分费力和缓慢，要将科学研究的结果最终确认为‘事实’需要很漫长的过程。科学研究的结果应当是共享的：论文的发表应当是交流的起点，从这里开始的对于不同假说的探索、对于多种(分析)的展开都应当是简单、公开和迅速的。”

　　Nate Delaney-Busch

　　塔夫茨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博士后

　　六、科学界缺乏有效的交流

　　“在我看来，把研究成果清晰地传达给非专业受众是和在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论文一样重要的事情，但是现在的激励机制中却完全没有考虑到公共传播的问题。”

　　Crysta lSteltenpohl

　　德保罗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生

　　“通常，在这个星球上能够完全理解某个研究者工作的人不会超过10个。”

　　Michael Burel

　　纽约大学干细胞生物学博士生

　　“互联网时代需要大量新鲜的内容，巨大的压力驱使科学记者们努力将每一条科学发现都描述成一个能够马上改变日常生活的‘重大发现’。虽然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孤立的科学发现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这样的观点和报道还是在过去很多年中持续出现。”

　　Daniel Molden

　　西北大学心理学教授

　　“和许多科学工作者一样，我经历着一个漫长而低薪的训练过程，将自己的人生投入到一个相对低回报的科研领域之中，这样做是因为我相信，科学可以改善人类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但是后来我注意到科学界与公众交流的现状，注意到有多少人会去相信那些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观点，我开始怀疑我到底为什么要从事这项工作。”

　　Clare Malone

　　布莱根妇女医院/哈佛医学院癌症疗法博士后

　　七、年轻学者生存艰难

　　“我有些惊讶地发现，我所在的研究机构中经常会有本科生‘志愿’参与实验室工作。有时候这是基于一种假想中的公平交易：研究生或者(非常少见的情况下)教员花时间对这些本科生进行科研训练，于是这些本科生可以获得实验技能以及履历表上的一行科研经历。然而，当这些本科生志愿进行了和小时工们拿钱做的相同工作后，他们通常不能获得学术上的回报，比如相应的学分或者论文署名。”

　　Laura Weingartner

　　进化生物学家

　　“要终止博士生制度，或者对它进行彻底的变革。博士生的高度抑郁情绪非常普遍。长时间的工作、受限的职业前景，以及低廉的工资都在助长着这种情绪。”

　　Don Gibson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植物遗传学博士生

　　“我希望变革评价体系(包括资助申请，论文投稿，教职选拔以及研究生入学申请)，以使这些评价过程不因性别、种族和所属机构产生偏见。学术界对于女性和少数种族存在着明显的偏见，而盲选实验已经告诉我们，在评价过程中隐藏研究者的姓名和所属机构信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许多重要决定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对于个人的学术生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Terry McGlynn

　　加州州立大学多明格斯山分校生物学教授